今年年初，原创话剧《三妇志异》在上海上剧场首演，一票难求。1月17日至2月8日，《对称性破缺》《双枰记》《翻山海》《四张机》四部作品以驻城演出的形式，在上海YOUNG剧场陆续登场。这些作品背后的戏剧团体，皆是“话剧九人”。
这支由北京大学校友于2012年创立的青年戏剧团队，如今已步入第十五个年头。近年来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舞台剧领域，话剧九人已经逐渐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，每有新作问世，总能吸引观众的目光。
自2019年起，话剧九人以一年一部的节奏推出《四张机》《春逝》《双枰记》《对称性破缺》和《庭前》，五部作品彼此呼应，勾勒出一幅民国知识分子精神图谱。该系列由朱虹璇、叶紫铃编剧，首演以来屡获业内重要奖项，收获了口碑与商业的双丰收。
系列首作《四张机》以文思与机锋见长，探讨教育公平、学问之道、女学之始，收获不错反响。此后，《春逝》《双枰记》《对称性破缺》《庭前》次第展开，“民国宇宙”的轮廓日渐清晰：有学问与公平的激辩，亦有幽微处的理性与温情，有友道与信仰的缠斗，亦有法理与情谊的权衡。
而今，这些曾在舞台上激起共鸣的台词与情节走出剧场，以纸质载体抵达更多人的精神世界。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刊行的“话剧九人·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”，收录上述五部作品的完整剧本，并精选幕后故事，涵盖创作手记、剧照、番外等内容。书中所收录的剧本为最新版本，于1月17日起在线上线下同步发售。
展开剩余81%“血比平常热”
上周，在上海YOUNG剧场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，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郭晨子与话剧九人创始人朱虹璇围坐对谈。这场讨论并未局限于戏剧本身，而延展至何为知识分子、何为责任与行动等问题。
多年来，她们之间保持着师友之谊，在精神底色上有着诸多共鸣。对谈中，戴锦华与郭晨子从观众视角出发，分享了各自与话剧九人（下称“九人”）作品的初遇，以及她们的心选之作。
戴锦华最爱《春逝》。《春逝》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女物理学家在科研朝不保夕的乱世，携手抗拒浮沉，在短短一年的共度时光里相互支撑，影响了彼此的一生。两位主人公皆有历史原型，分别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顾静徽和物理学家吴健雄。
“直到今天，五部曲中《春逝》在我这里仍然排第一。”它击中戴锦华的点是“剧场性的”：“剧场的形式朴素又饱满，表演和台词中有喜剧性时刻，观众不断地笑，然后又和你一样，突然遭到一击后眼睛湿润。”
戴锦华被九人作品吸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：“她们是用热爱维系的所谓‘业余’的创作，是一种同人性质的写作和演出。”她随即补充：“当我看到九人的时候，我并不认为九人是业余的。坦率地说，我觉得比很多专业剧团更好、更专业。我觉得热爱本身，形成了‘业余性’的聚集，使她们回到了戏剧自身。”
郭晨子看的九人的第一部戏是《四张机》，“看完这部戏，不是觉得中国戏剧有希望了，是觉得中国有希望。”在她看来，后来推出的《双枰记》是《四张机》的升级版：“程无右第二天就要被判决，郎世飖、卢泊安两位昔日好友前来帮他。他是选择活下来忍耐一切，还是死了痛快？”卢泊安和郎世飖代表的则是，在乱世中人们是否可以守住信念。这些久违的话题、激烈的争辩、话语的锋芒，击中了她，“看《双枰记》的时候，会觉得血比平常热。”
“对于九人来讲，戏剧是手段，她们有自己的目的。”这让她进而回溯戏剧的起源，“古希腊伯里克利执政的时代，会给公民发观剧补贴，鼓励大家到依山而建的圆形剧场看戏。剧场不只是娱乐空间，本质上是一个可以产生讨论的公共空间。而这个公共性，被我们遗失得太久了。”在她看来，九人在当下的难得之处，是在今天的社会生活里开辟公共空间，讨论公共话题。
创作即回应
在九人与她们所书写的故事之间，始终存在着一种互文。在命运的不确定性之中，总有人以不寻常的勇气和热忱相聚，彼此扶持，将一件看似理想主义的事情，长久地坚持下去。朱虹璇坦言，五部曲的创作历程，是她对自身生命经验的不断回应。
《四张机》写得最早，契机也很简单：“我相信每一代北大人都会觉得，今天的北大已经不是当时的北大了。哪怕是1919年的北大人，也会觉得1919年的北大不如1918年的。我们会不断地反省和觉察自己——走到一个新的时代环境之后，我们失去了什么？我们没有留住什么？”朱虹璇说，《四张机》打捞的是那些“像余晖照影一样闪烁在生命中的东西”。剧中，三位秉性各异的北大教授，在招生夜面对四张答卷，展开了一场关于治世求学的辩论。
写《春逝》时，她尚年轻，常感困顿：“一个有野心的年轻女性，进入任何行业或领域时，都不得不压制自己的野心，或分外感到孤独。她会被看低，也不会被鼓励去挑战最高的峰。”于是她写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女研究员顾静薇，与助理瞿健雄的相遇。
《双枰记》的创作则是被友人的离世所触发。“在他生前的一段记录里，提到过（等到九人的）十周年，他希望能够回来看一下，那正好是2021年。” 朱虹璇说，“你会更加珍惜朋友。尽管有一天可能分道扬镳，但共同奋战过的情谊和底色仍在。”她说，“当风雨飘摇的那一刻到来，我们依旧应该摒弃所有的不同，坚定地站在一起。”
2022年，《对称性破缺》诞生于普遍的延宕之中。“如果面前的路看不到尽头，那么此刻的战斗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这部讲述三位物理学家命运的作品，表面写科学史，内里却是她每日的自问：“有一天会有答案吗？很可能没有，甚至在我身后也不会有。我还要不要继续问下去？”
而《庭前》的种子，早在排演《双枰记》时就已埋下。朱虹璇在研究中国法律史时发现，1927年以前，女性不被允许成为律师。她意识到，自己把太多权利视为理所当然，“在司法这样一个本应与公平公正密切相关的领域，女性曾被完全排除在外”。
于是她将目光投向第一代女律师，创作了《庭前》。尤胜男与郎世飖这对律师夫妇，曾于庭前并肩作战，也曾交手对垒。剧中，尤胜男对受害者邓奕秋的妹妹邓奕春说：“就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记得她了，法庭的档案会记得，每一句辩词会记得。”对朱虹璇而言，将她们的故事搬回台前，仿佛是一种责任：“因为我某种程度上也受益于她们，站在了我不认识的那些人的肩膀之上。”
何为知识分子？
借由五部曲，人们得以看见一代知识分子于学问与公平、情谊与信仰中抉择、求索、前行。而那些深陷困局的个体，在认清现实之后，依然选择行动。
那么，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变迁？今天回溯他们的故事，我们究竟想探寻的究竟是什么？戴锦华说，这是九人作品打动她的地方。她认为，九人的作品之所以特别，在于找到了一种叙述方式，既能捕捉记忆与想象，也能捕捉那个时代的精神。
戴锦华注意到，观众讨论九人作品时常出现两个词：“理想”与“勇气”。“打动我们的，大概还有一个东西叫‘情谊’。《春逝》中的师生情，《双枰记》中的兄弟情，都是一种对时代精神的捕捉。”在九人的故事里，“你能看到什么叫‘血仍然是热的’，你能理解为什么那个大变革时代会有人‘饮冰十年，难凉热血’。”
她重申自己对“知识分子”的定义：“它从来不是一种身份，而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功能。当人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，去对抗与自己完全不对称的暴力时，他才成为知识分子。若不履行这一职责，就只是教授、专家、工程师或学者。每个人都可以在某一刻成为知识分子，也可以选择不做。”
戴锦华期许，这套剧本集的出版，可以传递一种历史书写、一种人文想象，以及不止一面的理想主义旗帜。在朱虹璇看来，剧本集是一份回忆的备份，证明她们来过：“也许几十年后，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‘我就知道她们不可能’的又一次预言。但我们终究会留下一些东西，不管是剧场里一期一会的体验，还是纸页间留存的文字配资炒股开户平台，它超越了作品本身，让曾经在剧场里共同欢笑、感动过的同路人再度想起某个瞬间。在遗忘来临之前，有一些东西始终留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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